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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2页）

这是说，付价之外，承包合约是授予值得的优胜者。

错误的判断当然可能，而取巧的投资者不罕有，例如只建造围墙而不再建什么。

地价下跌之际县干部可能忙顾左右，但当经济转热他们会收回不履行合约的土地。

当大跌了的地价在二○○○年掉头上升时，不少投资者哭出声来，但履行合约的却在偷笑。

上述的织合安排不是中国独有的。

正如高斯指出，好些国家的租约或雇用合约往往有类似的安排，而我在上文指出了购物商场的合约安排很类似。

我也曾指出，中国的县制度的每一部分都不是新的。

新而重要的是这些部分的组合，通过承包责任合约的扩张：使用权的授予是换取履行，而这基本原则到处用。

尤其是，在工业发展中，政府机构与私人企业之间的合约安排，通过上述的织合、佃农分成与层层承包的串连，是令人敬畏的经济力量带来的效果，在一个有超过十亿贫困人口的时代，领导者既有勇气也有智慧去执行「试一试，看一看」这个原则。

通过串连承包合约而形成的权利结构，使我联想到一个国家的宪法，但在中国，这合约结构中的条件可以商讨，所以安排的弹性比较高，而一般来说，中国的安排的市场倾向，远比我知道的其它国家的宪法明显。

二○○四年二月，我发表了《还不是修宪的时候》那篇长文，试图阻止当时正在进行的修宪工作（注三十九）。

当时我指出，中国的经济制度既特别而又重要，北京要先研究这制度的性质，指出重要的环节，然后写进宪法去。

北京没有接受我的建议，而他们跟着修改了的宪法，与他们的经济制度的结构是扯不上关系的。

北京显然没有充分地赏识他们自己做得对，做得漂亮，做得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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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县际竞争的其它效应

这些日子，读中国媒体报道的经济政策要小心。

撰稿的人不是说谎，但往往误导，因为他们一般不理解中国的经济制度。

县有相当大的经济决策自主权，好些时没有执行北京公布的政策。

最低工资的引进，不同的县有很大的时间差别，而一些县只说他们有最低工资但不强迫。

当北京宣称百分之七十的新建公寓单位要约束在九十平方米以下，一些地区公布有一两个这样的项目，其它地区则置之不理。

报章的头条说一个外来的人不能购买超过一个住宅单位，深圳目前执行，上海说没有听过（注四十）。

这不是说北京失控。

他们是控制着的，但地区干部知道哪些真的要执行，哪些只是投石问路。

他们懂得衡量上头传达下来的文件有多认真。

北京征求地区的意见常有，而推了出来的政策可能悄悄地取消但没有公布。

有些村落有*投票，有些没有，而有投票的引进的时间很不相同。

我认为上述的混乱画面可不是真的混乱，而是起自地区的自主权与他们之间对政策的取向有别。

一个县是否把一项政策用作粉饰橱窗，考虑的是这政策会否有助他们的竞争。

为了增加县的产品增值税收，为了生存，县的干部要引进投资者，他们知道劣政策会把投资者赶走。

如果北京坚持要执行一项政策，县会接受，但如果这政策有损地区的利益，他们会投诉。

投诉够多往往有效。

发展到今天，县制度的权力结构是不容易拆除的了——这是支持着可以乐观地认为快速的经济增长还可持续一段长时日的主要原因。

困难在于地区无权过问的事项：货币制度，外汇管制，对外政策，言论与宗教自由，国家操控的教育与医疗，传媒通讯，以及庞大的有垄断性的国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