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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关于儒家思想现代价值评估的方法论问题（第10页）

但它无法成为现时代今义的活水源头。

第二层内容是儒家思想中包含的从以往社会沿袭下来的一些风俗习俗和道德传统，正如列宁所说是人类在千百年来所形成的公共生活规则。

这是人类社会得以维系的基本原则，它存在于原义中，也是它义所无法改变，今义所不能不选择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法则。

第三层内容是儒家思想家从他所处的特定时代出发对宇宙、社会、人生的认识成果，是人类精神的自我反思。

这一层内容是今义观照的主要对象，而这种认识成果在历史上由于与其他思想文化相交流、融合而发展变化（我们曾把它归入由第一种途径所产生的它义），反映了不同时代对儒家认识程度的提高和认识领域的拓展，也成为今义所观照的对象。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原义”

而且“它义”

中的那部分反映儒学发展的新的认识成果，也会成为“今义”

阐释的活水源头。

2.以史为鉴：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

今义与原义的关系及其取舍，早在儒学的创立者孔子那里就有认识。

他是以“述”

和“作”

来分类的，“述”

便是客观完整叙述原义，“作”

便是发挥微言之义以回应时事。

孔子自称是“叙而不作”

、“信而好古”

，不过这只是一种谦恭好古之意。

实际上孔子整理“六经”

注入了何其多的微言之义，何止是“述”

？司马迁评议说：“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可见孔子的“作”

立足于“述”

，而“述”

的根本目的则在于“作”

，即古为今用。

但孔子身后的千年间，尤其数次古、今文经学两派的辩难中，却未处理好“述”

与“作”

的关系，也即将原义与今义分割与对立起来。

今文经学往往轻视对经典真伪的考辨和原义的探求的“述”

的工作，重在阐发古人的“微言大义”

，从而借题发挥，抒发自己的治国齐家之道，甚至从经书中寻求治世之史例，“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

。

（皮锡瑞：《经学历史》）无论是董仲舒的遍采阴阳名法诸家思想，附会经义；还是康有为用自由、平等、博爱来取代儒家的纲常名教，都是把“六经”

视为托古改制的依据。

由于他们的“今义”

建立在对原义的恣意发挥上，便常在历史上被认为“异端”

、“狂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