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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关于儒家思想现代价值评估的方法论问题（第7页）

董仲舒把仁学与神秘主义的阴阳五行相结合，建立了以天人感应学说为理论核心的宇宙构成体系，把德治建立在灾异、谴告的基础上，把人性归结为“性三品说”

，把个体人格的建立溯源于天，这些无疑都是变异的结果。

到汉末，这种经学化的儒学衰落下去，士人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益衰”

。

但魏晋之世，玄学流行，儒学又与玄学相碰撞，结果是道家的自然原则和虚无本体之道融入儒家传统的生命原则和“外王”

的现实品格之中，从而动摇了原始儒家的积极有为、入世拯俗的主体意识，且与其“王道”

理想对立背离。

恰当其时，玄风犹存，佛道又起，儒学在三教纷争中吸收了佛教的思辨方法、心性学说和道教的宇宙论，从而为以三教合流为特征的宋明新儒学准备了思想前提。

宋明理学可以说是儒学发展的最成熟、最完备的形态，其综罗百代、吞吐百家的气派，使其无论在思想的深度、理论的广度和思辨的力度上都非原始儒家所能比拟，尤其是它吸收了隋唐以来佛道两家的哲理思辨方法，构建出以理、气、心为最高范畴的宇宙本体论，填补了原始儒学重人道而轻天道的“先天不足”

。

但另一方面，宋明理学也同时使儒学的异化达到极致。

其“存天理，灭人欲”

的禁欲学说，“饿死事小，失节事极大”

的节烈观念，“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的蒙昧色彩，根本上背离了原始儒学的“人道主义”

精神，成为束缚人性发展的锁链；而由理学发展到“心学”

所呈现的禅宗化倾向以及空疏无用的形式主义学风，使得儒学自身的异化力量也达到极致，促使儒学迅速走向衰微之路。

其次，儒家思想一旦成为统治社会的意识形态，成为维护**统治的工具，则必然要适应统治者的需要而不断改变自身“迂运而阔于事情”

的性格，不断强化作为工具的品格和功能，由此而产生变异。

一种思想学术转化为意识形态的实质在于和权力的结合，一旦有了权力的渗入，学说思想就成了无可争辩的强制性的理论，而不再是可争鸣、可辨析、有待证明的假设；就变成了一种自足的、排异的封闭系统，而不再是开放的、多元的和兼容一切的有机系统；就变成了具有强烈操作意味的、策略性的工具，而不再是形而上的、思辨的、充满智慧的思想产物。

总而言之，它成了现实社会制度和统治权力得以存在、运行和有效率的根据和源泉。

这个转化过程，也就是学术思想的本来意义的被修正、被曲附的过程。

曲附现实的结果，不但产生了与原义面目多少不同甚至全非的意思，也使得普遍必然的“真见”

，成为随着历史潮流不断朝生夕灭的现实制度的浮游物。

儒家思想向意识形态的转化和转型发生在秦汉之际。

那个小亭长出身的天子汉高祖原来非常侮谩儒生，甚至“取儒冠以溲溺”

，在和陆贾的那次很著名的争论后，他明白了“马上得之”

并不能“马上治之”

道理，后来陆贾又作《新语》十二篇，讨论“行仁义，法先圣”

的重要性，开始了论证儒学作为意识形态的合理依据。

到董仲舒献策独尊儒术，儒家思想便成了统治者统治天下的利器。

夏曾佑推论汉武帝尊重儒术的动机时说：“非有契于仁义恭俭，实视儒术为最便于**之教耳。”

儒家思想既然作为统治工具的存在，因而表现出一种全方位的妥协和修正，它借助策略而不是依凭理想来维护自身的地位，故而在宇宙论上，我们可发现对黄老学说、阴阳五行乃至后来的佛家思想的妥协；在社会治术上，则表现为对法制主义的让步；在个人行为上，则与佛道相融洽。

就儒学思想家而言，是荀子而非孟子在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中起着决定作用，就颇具意味，因其思想的实用意味就很浓，在思想上呈现出由“道”

追“术”

、由“礼”

转“法”

的趋势。

儒家思想的意识形态化当然有其内在的原因。

一个封建**的王国不可能垂青于道家的无名无为学说，也不会欣赏墨家的兼爱平等、尚贤任能的思想，而儒家思想的天道观念、大一统观念、纲常观念则恰好提供了自然经济条件和血缘宗法制度背景下的**政权的可资利用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