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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2页）

爱德华·弗里德曼的论点是：“文化主义的态度全是政治和偏见……维护人权靠行动，不是靠言语。”

道义上自以为是的语言以及无道德的自我服务的政治行为会使自己的信誉和资格成问题，从而让中国更易于规避人权问题，在人权问题上也更难于批评中国。

弗里德曼的诚实和勇敢是值得高度称赞的，只可惜他坦率的理由大有问题。

美国政府没有资格，但不能因此就说一位独立的知识分子也没有资格。

只要你是真诚的和问心无愧的，你就没有必要每次都先评论美国的人权状况然后才评论中国的人权状况。

人权与人祸（9）

遗憾的是，弗里德曼没有认识到，目光狭隘和文化偏见不仅包括那种自称某些价值观独一无二的说法（文化主义的态度），而且也包括那种自称某些信念普遍适用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说法（普适主义的态度）。

对待民主制的“文化主义态度”

可能是出自某种类型的鼓吹独特性的目光狭隘和文化偏见，但另一种类型的鼓吹普遍性的目光狭隘和文化偏见可能也是一种隐蔽的“文化主义态度”

。

那种自称人权和民主有独特性的说法固然是目光狭隘和有文化偏见，可是又怎么能在逻辑上得出结论说，那种自称人权和民主具有普遍性的说法就不是目光狭隘和有文化偏见呢？看来弗里德曼很敏感，努力避免“错误地想象我们未经核对的偏见……是看待真理和正义的唯一正确视角”

，但他仍然认为普遍性是不言自明和无须证明的。

因此他没能意识到认知上的“心理陷阱”

或一种隐蔽的“文化主义态度”

使他只走了一半路说“目光狭隘是普遍的”

，而没有再走另一半路看到“普遍性的说法也是目光狭隘的”

。

也许“人权普遍性”

在弗里德曼看来是明显的，可是“文化认知心理学”

（如本章开头所展现的那样）表明，“实际上更加明显的是，表面上明显的其实并不那么明显”

。

⑥

正是由于同样的认知上的“心理陷阱”

，弗里德曼用自私来定义个人主义并且断言个人主义在中国是与集体主义一样地普遍。

他还认为亚洲并没有建立在集体主义基础上的独特性。

亚洲的独特性事实上不是建立在抽象的集体主义基础之上。

在西方，个人主义来源于个人主义自身的合法权威，因而能否定所有形式的社会义务，但在中国却并非如此。

个人很少能选择造反来不顾他们亲生的家庭和社会关系网络。

西方人将集体主义抽象化，就让人看不见本书第二章以及《地理思维》一书中所谈到的中国人有人情的（而不是非人格的）、注重关系的（相互依存的）、有群体感的（而不是对群体麻木不仁的）、照顾前后左右的（而不是客观孤立的）、社会取向的丰富文化内涵。

中国人重关系，“关系主义”

比“集体主义”

更贴切。

“有政治意识的中国人”

并不是像弗里德曼所说的那样认为“美国的真正目的恰如中共所言是要破坏中国的稳定，从而使中国社会陷于分裂混乱，让中国的崛起及恢复中国昔日光荣、尊严和国际地位的进程受阻停顿”

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