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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0部分（第1页）

的记忆里，诺贝尔奖得主的祖国不派代表去迎接他们得奖的公民来挪威领奖，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对此，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加纳·贾恩感到很恼火，然而鲍林却采取了不屑一顾的态度，认为这是美国国务院又一次作出的冷战姿态，他已习以为常了。

鲍林在周围群众的热烈欢迎中，喜笑颜开地告诉大家，他的四个孩子和孙子莱纳斯三世也一起来了。

他们打算在三天的时间里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观看火炬游行，聆听一系列演说。

颁奖仪式是在奥斯陆大学的节日大楼里举行的，到场的人很多。

鲍林在领奖时作了一次简短的发言，表示荣誉也属于爱因斯坦、罗素和“其他成千上万”

为和平事业辛勤工作的人。

结束时，还特别提到，有一个为正义事业奋斗的人有权与他共享这一项奖励：爱娃·海伦。

“在争取和平、反对压迫的斗争中，她是一位不知疲倦并永远鼓励我前进的伴侣和同志，”

他对在场听众说。

“我在这里，代表她，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庆祝活动过后，鲍林一家没有马上回国，他们又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几个国家进行了观光和旅游。

他们在奥斯陆与朋友们一起过了圣诞节，欣赏了瑞典和挪威冰天雪地的风光，然后到达哥本哈根庆贺新年。

1月初，他们飞回纽约。

此时，全世界和平人士总算找到了时间组织一次集会向鲍林致意。

这次活动是由罗素、库辛斯、施韦策和另外几十位知名人士共同发起的，地点是在游艇饭店的大舞厅。

大约有三千人到会，其中有来自匈牙利、锡兰、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印度尼西亚的大使，还有来自加拿大、阿尔及利亚、巴西、苏联、以色利、印度和挪威的官方代表。

这么多人济济一堂，听到了历史学家亨利·斯蒂尔·科马吉将鲍林比作为一位古雅典公民。

他说，这些古雅典公民像鲍林一样，“懂得幸福的秘密在于自由，自由的秘密在于有一颗勇敢的心。”

那一天晚上，鲍林用他的诺贝尔演说词将会议推向了高潮，结束时，会场中长时间响彻着暴风雨般的掌声。

这是激动人心的宏大场面，但是，经过漫长的旅行再来参加这样的会议，对体力可是个考验。

鲍林像年轻人一样处处显示出精力充沛的样子——他在这次集会以后，又在美国东部拖着疲乏的身体作了一系列讲演——但是，没完没了的活动，生活的沧桑造成情绪的紧张，终于把他拖垮了。

有一次，寒潮袭击纽约，鲍林夫妇不得已在雪地里徒步一英里才回到下榻的旅馆，两个人都得了感冒。

等到他们结束讲演的旅程时——他们每到一处都要会见许多人，并且喜欢看到有大批热情的听众——感冒已经转化为严重的鼻炎。

2月份，他们回到加利福尼亚，此时，两个人都已经精疲力竭，生病了。

接下来，又开始张罗着搬家，开始了新的生活。

圣巴巴拉

“我们忙死了，”

爱娃在1964年夏天给一位朋友写信说。

“性子又急，恨不得一下子把许许多多事做完。

再说，搬家移居圣巴巴拉，任务比我们原先预料的要艰巨得多。”

爱娃刚刚将东西搬出梅德尔寓所，琳达和卡姆就搬了进去。

孙儿孙女，大大小小的箱子和包裹，来来去去的人，一切都乱作一团糟。

到了圣巴巴拉，将鲍林的书和个人物品一样样塞进较小的房子，又是一件苦差使。

此外，他们还得制订出在牧场建造新房子的规划，到许多地方去讲课，尝试着在一个新的小镇上定居。

诺贝尔奖带来的热闹场面开始平静下来。

鲍林夫妇发现，圣巴巴拉是一个非常令人失望的地方。

在洛杉矶，他们培养了一批自由派人士作他们的后盾，在此则一时还找不到那么多的支持者；洛杉矶是一个特大型都会，而在这个孤城小镇上，不免有些闭塞沉闷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