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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第1页）

，贤于倡优博奕远矣！”

（《汉书·王褒传》）

汉宣帝较司马迁更通达些，他把辞赋的“辩丽可喜”

也肯定了，但却认为这是辞赋价值“小”

的方面，而“大”

的方面，仍然是“与古诗同义”

的“仁义风谕”

，也就是道德作用。

但事实上我们知道，司马相如赋的所谓“引之节俭”

部分，只是附加上去的一条细小的尾巴，以求在表面上归顺于儒学思想。

它的主体部分，却是所谓“辩丽可喜”

的“虚辞滥说”

。

无论作者还是欣赏者，真正感兴趣的也是这一主体部分。

也就是说，赞成辞赋的人，他们的理论根据同内心爱好是矛盾的，他们赞成的立足点是虚假的。

这种矛盾和虚假，西汉末的扬雄早就看穿了。

他早年写过不少赋，晚年“改邪归正”

，指出司马相如的赋是“劝百讽一”

（《汉书·司马相如传》），“劝而不止”

（《汉书·扬雄传》），实际上起了鼓励而非批评的作用。

但他得出的结论，是对赋的否定，认为在孔子学说的殿堂内，不容辞赋立足。

无论肯定或否定辞赋，从儒家的教化实用价值至上的观念来要求文学，当然会对文学创作的发展、丰富造成限制。

如果《西京杂记》一段记载真实可信的话，那么司马相如本人对辞赋的特点及其真正价值是比较清楚的。

他说：“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

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

这里指出赋乃是以美丽的语言形式来描述宏大的世界。

但他的作品，却不能不采用“曲终奏雅”

、“劝百讽一”

的扭曲形式。

至于那些创造力不及司马相如、又生活在儒家思想统治越来越深化的时代的文人，他们的创作就更缺乏生气。

实际上，汉代文学始终就是处在两难的境地中：它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哪怕是表面上）成为儒学实践的一部分，才能得到认可而获得发展的可能；而为了这种认可，它又必须压抑自身的文学特质而难以发展。

相应的现象是：汉代虽然出现了以文学为事业的文人群体，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高。

尤其在西汉时期，这些文人作为“言语侍从之臣”

（班固《两都赋序》），追随皇帝左右，以皇帝感兴趣的材料制作辞赋以取悦之，人格上缺乏独立性。

他们也为此深感痛苦。

如枚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