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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部分（第1页）

然而它不幸有中国的历史家们用心地对我们叙述各种政治的情况，我要说这是属于政客们的情况，他们曾在中国的朝廷里面帮助了、也可以说是招致了各种入侵。

不能否认，每当游牧人的潜在的压迫力和定居国家正常所具有的抵御力失去了均衡的时候，几乎必不免有以启其端。

司马氏的普朝到了公元四世纪初叶时候，宋朝到了十二世纪初叶时候，明朝到1640　年时候，都是没落的王朝，有时是在解体之中（就晋人和明人说），出现了一批批的霍诺里乌斯和阿卡狄乌斯，他们在游牧人的弹指之间一败涂地。

处于游荡在长城北边的纪元前三千年的人和文化极度发达的例如与宋徽宗同时的人之间，只要后者一旦示弱，就可以使这座屏障——万里长城——屈服。

如果象拉铁摩尔所说的，气候的周期性运动足以影响历史，这个周期性运动只能在历史听任其发展和黄河的防线放松的时候，才能够发生作用。

第五章　对蒙古征服的总结

第三节　周期性侵掠的规则与偶然的征服

游牧生活实际上使突厥…蒙古人，对定居人民处于显然优势。

游牧人——　一般的说是骑马射箭者——具有流动性，几乎有到处皆是的神秘性。

他们的失败不发生什么后果，因为他们可以立即逃走。

欲使他们受到惨痛失败，中国的军队就要进攻至于戈壁沙漠的北边，至于鄂尔浑河和客鲁涟河之上，即他们安放其财产，即畜群的地方。

当第八世纪时候，一个突厥汗王想在鄂尔浑河上建筑一座和中国一样的有城墙的美丽的国都。

他的老谋深算的谋臣暾欲谷对他悦：“你要小心呵！

现在你在中国人面前可以无限制地退却，所以你是不可制服的。

如果你将自己关在城垣里面，你就要失败。”

从另一方面说，当成吉思汗的左右劝他暂停对唐兀人的战争时候，曾对他说，唐兀人住在城里，总是可以在原地方找到他们。

由此可见，定居人民常常是容易受攻击的，而掠夺的入侵几乎是一定可以成功。

即使其结果是失败，而在开始时候也可以带来战利品和欢宴。

如果事有凑巧，中国人的宫廷里面或是兵营里面发生了什么骚动因而边境空虚，就可以征服一座城、一个省、一个帝国。

这就是历史上中国和蒙古关系中的一种规律。

如果细究中国的编年史，突厥…　蒙古人的掠夺性入侵是经常性的，除在汉、唐全盛时期以外，几乎每十年就有一次。

如果这个朝代正在强盛时候，侵掠仅仅是侵掠，有如虫螫在广大的帝国躯体之上。

如果机能有了毛病，这就是死亡。

根据上面的举证，我们可以总括地说，周期性的侵掠（和相应的定居人的反攻）是突厥…蒙古人和中国人关系的通常形式，而真正的入侵，即征服，　只是例外的偶然事件，大约有百分之一的机会，它常使征服者们自己不知所措。

十世纪时候就发生过这种情形，契丹人攻占了中国的都城开封之后，不知道怎么办，于是又退出该地。

第五章　对蒙古征服的总结

第四节　联盟者和边境民族

结成联盟的鞑靼人以移民或隶属者的资格住在长城外沿的中国与匈奴人杂居的三角地区，他们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这些属于匈奴种的小王侯们，成为中国的藩属，沾濡中国的文化，获得中国的封号，以帝国的名义管理他们在鄂尔多斯、绥远和察哈尔的驻营地方，比起在外蒙古君临鄂尔浑河、土拉河和客鲁涟河之上的突厥…蒙古汗王们，他们显然是微弱得多。

但是他们在实际上常常危险性更大，因为他们常常到中国的朝廷去，所以了解中国朝廷的一切弱点，有供给情报的人在那里，而政客、失意者以及内奸们往往向他们通款。

公元四世纪初，刘聪的事件就很有代表性。

这个事例令人联想到许多在报达宫廷里面居住过的突厥人首领们，他们就象南下长城的结成联盟的匈人后裔，与加色尼朝和塞尔柱朝的逐渐侵蚀伊朗具有相似之处。

而且这些联盟者是守卫长城外沿的人，当他们自己不想闯进长城的时候，　他们就将长城的门户开放给来自北方的游牧人群。

汪古突厥人（中国历史家称之为白达达）就是一个例子，他们从1206　年开始就把进军陕西的途径献给成吉思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