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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1页）

南诏的祸患既然愈来愈烈，于是徐州的兵也调来驻防桂林；久戍思归，因有庞勋之乱，其后王仙芝、黄巢即乘之而起。

唐朝之亡其近因肇始于此。

所以《新唐书·南蛮传·》说：〃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

〃南诏和唐朝的关系可算是够大的了！

南诏和中国的关系虽然很重要，但因所包涵的民族太复杂，遗留下来的史料又不多，所以清朝一代治西北史地成为风气，而致力于南诏史研究者却寥寥可数。

清乾隆时卢文弨曾校过唐樊绰所著《蛮书》，清末民初沈子培先生也有《蛮书》校本之作。

卢校原本现存南京国学图书馆，只二十余事，大都琐屑，无关宏旨。

沈校仅见一《跋》，全书存否，不得而知。

欧洲汉学家注意南诏史者有一九○四年出版珊松译的《南诏野史》（C。

Sainson，Nan…Tchao　Ye　Che，Histoire　particuliere　du　Nan…Tchao，Traduct　on　d〃une　Histoire　de　l〃ancien　Yunnan），伯希和（P。

Pelliot）的《交广印度两道考》（Deux　itineraires　de　Chine　en　Inde　？觃　la　fin　du　VIII　siècle　依冯承钧先生译名）中，也讨论到南诏史上的一些问题。

日本学者有铃木俊的讨论六诏地望一文，发表于《东洋学报》中。

近二十年来，中国方面注意西南民族历史的人始逐渐多起来，云南学者如方国瑜、徐嘉瑞、范义田诸先生，前中央研究院如陶云逵诸先生，对于南诏史的研究，都发表过很好的文章。

以视二十年前之寂寞无声，真不可同日而语了。

一九三九年夏天，我到昆明，住在乡下。

因为想知道一点西南历史，才从事于樊绰《蛮书》的研究。

十几年来，对于《蛮书》仅仅作一番校注工作，若说南诏史，还是在那里摸索，并未能豁然贯通。

今因周一良先生的敦促，于是将论唐代纪载南诏诸书的旧稿，加以修正，重新写成《唐代纪载南诏诸书考略》一文。

兹谨以此短篇作为献给一良先生尊人叔？

前辈先生花甲之庆的礼物。

并愿藉此求国内外治南诏史的诸先进予以指教！

*　*　*

自汉武帝通西南夷以后，《史记》两《汉书》都有《西南夷传》，述西南事情。

其以西南的人著书专纪西南如云南的历史者，只有成都杨终的《哀牢传》。

杨终书仅《后汉书·西南夷传》章怀太子注引一条，述哀牢夷九隆氏自禁高至扈栗凡八代名称，余俱不传。

杨终以后，晋常璩《华阳国志》也曾约略纪到云南。

《太平御览》所引书有《永昌记》、《永昌郡传》和《南中八郡志》。

《南中八郡志》又见于《艺文类聚》，自是唐以前书，中有永昌一郡，其余七郡，《类聚·御览》所引都未说及，不过其中提到交阯（《御览》九一○）邛河（《御览》七九一），是《八郡志》的内容，也相当广泛。

《永昌记》提到哀牢王（《御览》三五八）。

《永昌郡传》则于永昌郡外，并叙述到云南东部朱提、建寗、兴古三郡（《御览》七九一、七八一、五五六）；这都是后汉以迄蜀汉所建的郡，齐以后始废。

故《永昌郡传》或许也是唐以前的作品，与《哀牢传》同为纪述云南的最古文献。

魏晋以后，云南与中国的关系日渐疏远。

北周武帝天和五年（公元五七○年），命大将军郑恪率师平越嶲，于其地置西寗州，只到今日西康的西昌一带。

隋文帝开皇十七年（公元五九七年），史万岁平西寗羌，进讨南寗夷爨翫，度西二河入渠滥川，破其三十余部。

西二河即今洱海，而渠滥川则今凤仪。

南诏时之称大厘亦曰史，当与史万岁有关也。

到了唐朝，与西南交往日繁，使节往来不绝于书，于是山川能赋，成为著作。

如袁滋《云南记》、韦齐休《云南行记》、樊绰《蛮书》、窦滂《云南别录》、徐云虔《南诏录》诸书，咸出于目识亲览，为今日研究唐代南诏史的第一手资料。

袁滋、韦齐休、窦滂、徐云虔诸人之作虽已不传，而从《御览·通鉴考异》所引一鳞片爪，犹可以见其梗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