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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第2页）

他的粘稠的血浆溅到了普鲁日尼科夫脸上，仿佛是为了提醒他永远不要忘记。

可是到了凌晨拂晓，他却从教堂里逃了出来。

他逃跑了，把头上缠着绷带的中士撇下不管了。

可这个中士却坚守阵地，尽管他当时就在突破口旁边。

中士本可以逃走，但是他没有走，没有后退，没有躲藏，而普鲁日尼科夫当时之所以能够逃往地下室，正是由于中士在教堂里坚守。

沃洛吉卡·杰尼什克也是如此，那次夜间冲锋时他在桥上用自己的胸膛掩护了他。

再如萨里尼科夫，当普鲁日尼科夫束手待擒，已经不想到反抗，已经吓得打嗝、驯顺地举起了双手的时候，他却扑向了德国兵。

还有他曾经答应给送去子弹而没能及时给送到的那些同志，也是如此。

他动也不动地躺在铺板上，盖着自己的军大衣，人们给他吃的，他就吃，人们把缸子送到他的嘴边，他就喝。

他不回答人们的问话，只是沉默不语。

他甚至什么也不想：只是计算着自己所欠的债。

别人的牺牲换来了他的生存。

他把这视为自己的发现，殊不知这是战争的规律。

正如死亡——这是一条普通的、必然的规律。

你活了下来是因为别人保护了你，替你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但是普鲁日尼科夫并非抽象地、以推理的方式发现了这条规律：他是以切身的体验而发现它的，对他来说，这不是一个良心问题，而是生命问题。

“该动一动啦，亲爱的中尉，”

费奥多尔楚克说道，他不管普鲁日尼科夫是否听见他的话。

“呶，下一步怎么办呢？咱们自己也该想想啦，准尉。”

准尉没有吱声，但是费奥多尔楚克已经行动起来了。

他的第一件事是，不顾疲劳地用砖头把那个通往地面的够缝死死堵上。

他想的是活着，而不是战斗。

只是活着而已。

活着，只要有东西填肚子，有这样一个僻静的、德国人没有发现的地下室就行。

“他很虚弱，”

准尉叹着气。

“我们的中尉很虚弱。

你一次少给他些吃，雅诺夫娜。”

赫里斯嘉大婶一面由于怜悯而流着泪，一面喂他吃。

斯蒂潘·玛特维那维奇虽然对赫里斯嘉大婶那么建议，但是自己也不大相信那会起什么作用，他知道，中尉并不是躯体虚弱，而是受到精神上的折磨，该怎么办——他不知道。

只有米拉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她觉得她应当而且必须使这个人回到生活中来，使他讲话、行动和微笑。

为了这一点，她给他取来了早已被大家遗忘的那件军大衣。

也是为了这一点，她对谁也不解释，独自耐心地把门拱坍塌下来的一堆砖头一块块地搬开。

“喂，你干吗在那里弄得轰隆隆响？”

费奥多尔楚克嘟嚷道，“好久没塌下来什么，你寂寞了吗？应当安安静静地活着。”

她一声不吭地继续干自己的活，终于在第三天满怀喜悦地从一堆破砖头底下拖出一只肮脏的、压扁了的手提箱。

她那么顽强和不知疲倦地寻找的正是它。

“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