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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另一种补偿的方法出现：贪污。

一九八四中期，贪污开始盛行。

起初我是欣慰的，因为贪污是替代了早些时的后门交易（注二十五）。

这清楚地显示着等级排列的制度开始瓦解。

但当北京于一九八五公布他们计划把产品分类管制，我立刻大声疾呼，说中国正在走上「印度之路」，指出如果贪污的权利被管制法例界定了，中国的改革会停顿下来（注二十六）。

警告之下，北京的支持声浪变得强大了。

产品分类管制是放弃了的。

我不同意一些人的看法，他们认为在管制法例下的贪污对经济发展有利。

中国的经验不支持这观点。

贪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反向关连，推翻了贪污对经济有贡献的说法。

但是，如果一定要说一点贪污的好处，那就是用金钱补偿特权份子或减少他们对改革的抗拒。

我也不同意中国今天的贪污无所不在的观点。

仍然普及，但比起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初期，贪污下降了不少。

我认识不少干部对自己的工作引以为傲，足以推翻贪污无处不在的说法。

自一九九三起肃贪的行动有看头，而我将指出，肃贪是得到地区之间的竞争协助的。

我认为比起其它亚洲国家，中国目前的贪污水平是偏低的。

从一种以合约界定权利的制度转到另一种，过程的初期中国幸运地得到一张有市价的合约协助。

称为承包责任合约，用于农地功效立见。

一九八六我写道：

那所谓承包责任合约，从最简单因而最完善的形式看，等于国家通过土地租约授予私有产权。

这租约的年期可长可短，原则上是可以永久的。

国家没有放弃土地的所有权，但使用权与收入权则为承租人独有。

转让或出售可用转租的形式处理。

政府的几种征收可以组合起来作为一个固定的租金，而因为这租金交给政府，就变为物业税。

如果这土地租约是永久的，西方法律称fee　simple，加上租约可以自由转让，则称fee　simple　absolute，是私产的最完善形式！

（注二十七）

追查承包合约的发展，我得到同事蔡俊华慷慨地提供他搜集了多年的详尽资料，让我于一九八四发表一篇关于农业承包的文章（注二十八）。

故事从一九五八开始，人民公社在整个国家推行了。

广泛的饥荒出现，而这悲伤的回忆持续了二十年。

为了减少饥寒交迫，人民公社引进了一连串的修改措施。

首先是工分制；跟着是生产大队；跟着大队改为小队；到了一九七八，承包责任合约开始出现。

「承包」在中文的意思，是「你担保完成由我指定的，你可以做你的事」。

起初这承包合约只用于生产队，一九八一伸延到农户去，附带着指明的产出目标。

到一九八三，合约的条件改为农户担保交出一个定额，余下来的归农户所有。

开始时官方的征收有好几项而又复杂，随着时日的消磨逐步简化，到二○○五取消了农业税。

有一段时期政府有权以管制的价格购买农产品，这价管在九十年代初期取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