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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跳舞（第2页）

）大家排队开步走像在幼稚园的操场上，走几步，擎起一只手，大叫一声"哦咦！

"叫着，叫着，兴奋起来，拼命踢跳，跳到疲筋力尽为止。

倦怠的交际花，商人，主妇，都在这里得到解放，返老还童了，可是头脑简单不一定是稚气。

孩子的跳舞并不是这样的，倒近于伊莎多娜·邓肯提倡的自由式，如果有格律，也是比较悠悠然的。

印度有一种癫狂的舞，也与这个不同。

舞者剧烈地抖动着，屈着膝盖，身子矮了一截，两腿不知怎样绞来绞去，身子底下烧了个火炉似地，坐立不安。

那音乐也是痒得难堪，高而尖的，抓爬的聒噪。

歌者嘴里就像含了热汤，喉咙颤抖不定。

这种舞的好，因为它仿佛是只能如此的，与他们的气候与生活环境相谐和，以此有永久性。

地球上最开始有动物，是在泥沼里。

那时候到处是泥沼，终年湿热，树木不生，只有一丛丛壮大的厚叶子水草。

太阳炎炎晒在污黑的水面上，水底有小的东西蠢动起来了，那么剧烈的活动，可是没有形式，类如气体的蒸发。

看似龌龊，其实只是混沌。

龌龊永远是由于闭塞，由于局部的死：那样元气旺盛的东西是不龌龊的。

这种印度舞就是如此。

文明人要原始也原始不了；他们对野蛮没有恐怖，也没有尊敬。

他们自以为他们疲倦了的时候可以躲到孩子里去，躲到原始人里去，疏散疏散，其实不能够——他们只能在愚蠢中得到休息。

我在香港，有一年暑假里，修道院附属小学的一群女孩搬到我们宿舍里来歇夏。

饭堂里充满了白制服的汗酸气与帆布鞋的湿臭，饭堂外面就是坡斜的花园，水门汀道，围着铁栏干，常常铁栏干外只有雾或是雾一样的雨，只看见海那边的一抹青山。

我小时候吃饭用的一个金边小碟子，上面就描着这样的眉弯似的青山，还有绿水和船和人，可是渐渐都磨了去了，只剩下山的青。

这碟子和一双红骨筷，我记得很清楚，看到眼前这些孩子的苦恼，虽然一样地讨厌她们，有时候也觉得漠漠的悲哀。

她们虽然也成天吵嚷着，和普通小孩没有什么不同，只要一声叱喝，就统统不见了，仿佛一下子给抹掉了，可是又抹不干净，清空的饭堂里，黑白方砖上留着横七竖八的鞋印子和湿阴阴的鞋臭。

她们有一只留声机，一天到晚开唱同样的一张片子，清朗的小女子的声音唱着：

我母亲说的，

我再也不能

和吉卜赛人

到树林里去。

最快乐的时候也还是不准，不准，一百个不准。

大敞着饭堂门，开着留声机，外面陡地下起雨来，拍拍的大点打在水门汀上，一打一个乌痕。

俄国女孩纳塔丽亚跟着唱片唱："我母亲说的，我再也不能……"两臂上伸，一扭一扭在雨中跳起舞来了。

大家笑着喊："纳塔丽亚，把耳朵动给我们看！

"纳塔丽亚的耳朵会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