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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1页）

联，就这样，在中国文坛上终于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1936年4月，徐懋庸看到日本《改造》杂志所载，“改造社”

社长山本实彦来华，向鲁迅问起左联的情况，鲁迅回答说：“我本来也是左联的一员，但是这个团体的下落，我现在也不知道了。”

接着，又在《光明》期刊上看到鲁迅复何家槐的信：“我曾经加入过集团，虽然现在竟不知道这集团是否还在……”

他觉得鲁迅说不知道是意气用事，于是给鲁迅写了一封信。

很快，他收到了鲁迅的回信：　　……集团在解散，我是听到了的，此后即无下文，亦无通知；似乎守着秘密。

这也有必要。

但这是同人所决定，还是别人参加了意见呢，倘是前者，是解散，若是后者，那是溃散。

这并不很小的关系，我确是一无所闻。

　　…………　　至于“是非”

，“谣言”

，“一般的传说”

，我不想来根究或解释，“文祸”

更是防不胜防，而且也洗不胜洗，即使到了“对嘴”

，还是弄不清楚的。

不过所谓“那一批人”

，我却连自己也不知道是“那一批”

。

　　……我希望这已是我最后的一封信，旧公事全都从此结束了。

　　显然，这是一封绝交信。

但鲁迅所拒绝的绝不只是一个徐懋庸，在写给杨霁云的信中，他曾经这样指出：写信的虽是他一个，却代表着某一群。

　　随着左联的解散，一个原先叫“作家协会”

而后叫“文艺家协会”

的新组织，开始积极筹备起来。

　　出面同各方面联络的是郑振铎和傅东华，而这两个，在左联常委分工中是归周扬负责联系的。

郑振铎和傅东华为了加强号召力，又拉了茅盾做发起人。

茅盾自觉他在文坛中的特殊地位，当左联内部明显地分成两派对，他开始力求保持中立，后来就随着周扬派势力的增长而一边倒了。

　　自《译文》事件之后，鲁迅与茅盾之间的隔阂加深了，但是还不至于发展成为很大的矛盾。

在一封信里，茅盾谈到全国的救亡形势时说：“看来春天真的要来了。”

鲁迅回信说“春天来了”

的感觉未免太早，还表示了“作家协会一定小产”

的看法。

他想不到茅盾会成为协会的核心，只是认为与郑振铎的经营有关：到了4月26日，才在给曹靖华的信中透露说，茅盾已经同郑振铎站在同一阵营里了，并且掌握了指挥权。

十天后，他在信中再次讲述到协会的情况，说：“此间莲姐家已散，化为傅、郑所主持的大家族，实藉此支持《文学》而已，毛姑似亦在内。

旧人颇有往者，对我大肆攻击，以为意在破坏。

但他们形势亦不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