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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1页）

由左而右，甚至化为民族主义文学的小卒，书坊的老板，敌党的探子的；但是，它依然按照固有的方向不断克服着，进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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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亡与启蒙（2）

至于说到大众文艺，连环图画，唱本，鲁迅并不认为是没出息的。

他说，左翼也要托尔斯泰，弗罗培尔，但不要努力去创造一些属于将来的东西的托尔斯泰和弗罗培尔。

他由来憎厌那种轻视民间文艺的自以为高贵的贵族化观点，而且并不以为形式是决定一切的。

　　对“自由人”

和“第三种人”

理论的论战，由于左翼批评家是从党的理论和政策立场出发的，所以，一经党内的领导人的指示，很快地便偃旗息鼓了。

令人不解的是，迟迟出战的鲁迅，却在同一营垒中人归于沉寂以后，竟独力把论战坚持下去。

他接连观察到这样两种现象：其一是这些貌似超脱的理论的提倡者，已经卖身权门，同其他一些走狗文人为伍；还有一些更可怕的现象是，这些变化了的“第三种人”

居然同自己的一些“同志”

联成一气，甚至恶意地拿他当玩具了。

随着情态的发展，尤其在1934年以后，他对所谓“第三种人”

的态度也就变得日渐严厉起来。

　　1932年11月9日夜间，周建人来寓，交给他一封“母病速归”

的电报。

次日上午，他冒雨购得车票，晚上向内山老板辞行，第三日早晨便匆匆北去了。

　　到了北京，便立即写信给许广平，报道母亲稍愈的消息。

此间，许广平也都不断给他写信，劝他写小说，或者玩玩，流露出女性特有的温存。

往日的朋友，待他很好，使他深感在上海势利之邦是看不到的。

但是，许羡苏已走，许寿裳不在，而许广平此刻也只能作纸上谈，内心是寂寞的。

比起三年前的一次，显然少了那一份欣悦，而多了中年以后的怆凉。

　　在京居留期间，他什么也没有写成，惟一的成绩或许仍是演说。

他一共讲演了五次，在北京大学，在辅仁大学，在女子文理学院，在师范大学，在中国大学。

听讲对象全是青年学生。

关于讲演的盛况，报章揭载说，“在各大学演讲，平青年学生为之轰动，历次讲演地方均门碎窗破。

自15年后，此种群众自动的热烈表现，惟东省事件之请愿运动差堪仿佛之。”

　　这就是著名的“北平五讲”

。

　　所讲还是文艺问题和知识分子问题，政治问题是透过这些貌似纯文化问题来表现。

他指出，称中国文学为官僚文学是不错的。

他对中国文学有一种很独特的分类法，就是廊庙文学和山林文学两大类。

前一种是帮忙文学，但既帮忙也就得帮闲，帮闲文学实在也是帮忙文学。

至于后一种虽然暂无忙可帮，无闲可帮，但身在山林，心存魏阙，毕竟是一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