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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最近几次的存款，爱国纪念物的银行账户达到了十七万六千法郎。

阿尔伯特做了一个快速的计算，得想一些办法，不要再安排大量的支出才行，但是，在这个银行里却又有太多的生意进进出出，以至于白天有很多取走七八百万的情况出现，而一大批巴黎的商家和大商店存进来的现金也不过只是每天在四十万到五十万的范围内浮动，有时候会更多一些。

从6月底以来，阿尔伯特就再也没有为自己设身处地地考虑过了。

早上，他在筋疲力尽和被德国袭击后疲惫不堪的两种恶心的事物之间，带着一种快要崩溃的状态去上班。

他也不会感到惊讶，正义的力量可能已经使得一个断头台被安置到了公司前的广场上，面对着银行所有的职员，自己会在未经审判的状态下被斩首，领头的正是佩里顾先生。

每天上午，他都表现得很迟钝，总是在这种模模糊糊的状态下做着事，要过很久才能听得到一点儿声音；每当人们和他说话的时候，他就必须穿过自己那道焦虑的墙。

阿尔伯特看着你，就像是你用一把消防水枪冲向他。

他一开口总是这样：“啊，干什么？”

人们也不再注意他，大家都明白。

在上午的时间里，他会将前一天收到的钱存进爱国纪念物的账户里，陷入淹没大脑那沸腾的蒸汽里，他试图取出需要提取的现金总额。

接着，当开始轮班，每个柜台到了中午休息的时候，他就会利用每一次路过一个窗口的机会，用滚烫的手签上朱尔·德普雷蒙的名字，以便借出钱来，就好像是午餐时间客户本人真的会出现在银行似的。

随着钱被提出来，他把现金塞进包里，下午刚一开始，包就被塞得特别鼓，大概是早上的四倍之多。

晚上，如果走向旋转门时被一个同事叫住，或者认为自己的行为引起了一个客户的怀疑时，他就会尿裤子，不得不叫来一辆出租车送自己回家。

其他几次，在离开前，他都会伸出脑袋去看人行道，只是为了检查早上那个不存在的断头台有没有在地铁站前立起来，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在他的包里，这个一般大多数员工都用作带午餐到办公地点的工具，而阿尔伯特那天晚上却装进去了九万九千法郎的现金。

为什么不是十万，你可以认为这是个迷信的问题，好吧，也不完全是这样的，这是一种有风度的行为。

这是会计美学，当然必须要除去夸张的部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种审美，因为有了这么一笔钱，以爱国纪念物的名义就可以诈骗到一百一十一万法郎，这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

对于阿尔伯特来说，这样一串以“一”

连在一起的数字十分漂亮。

而这也会大大地超过爱德华的最低目标，以个人名义来说，在阿尔伯特眼里，这是胜利的一天。

现在是7月10日，星期六，借着国庆节的机会，他向上级申请了一个四天的特殊假期，银行在7月15日重新开门的时候，不出意外的话，他就已经坐上去的黎波里的船了，因此，今天是他在银行的最后一天。

这就好像1918年停战日的那一天侥幸逃离死亡的状况，让他惊慌失措。

那一次他自认为自己是不死的。

但是阿尔伯特无法想象第二次存活的机会。

尽管登船的时间快到了，他的确完完全全地不相信这件事情。

“下周见，马亚尔先生！”

“嗯？什么？呃……好的，再见……”

即使现在还活着，标志性的一百万也已经达到，甚至还超过，但是阿尔伯特却寻思着要是改火车票和船票提早离开，这样做到底是不是明智的。

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他不再心痛欲裂地去思考剩下的那些麻烦。

出发，是的，必须赶快，立马就离开，尽管这可以办到……但是波利娜怎么办？

他对自己说了一百次，可是同样又放弃了一百次。

波利娜是如此的美妙，外面是丝滑的绸缎，内在是柔软的天鹅绒。

但是她也是那些组成中产阶级家庭的女人之一。

白色婚礼、公寓、孩子（三个，可能是四个）这就是所有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