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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1页）

性，可见得幕后还有若干因素尚未提及。

在此，从宏观的眼光，我们权且把755年安禄山的叛变搁置不提，回头再从公元618年的唐朝创立说起，以保持历史眼光的纵深。

李世民创建的典章制度

在中国帝王之中，李世民可算是最具有人身上的吸引力。

隋朝末年群盗蜂起，世民怂恿父亲李渊（时为唐国公）乘机称帝，当时他才16岁。

迄至24岁时，他在巩固朝廷削平群雄的关头最著战功。

他有恻隐之心而又好奇心重，不惧危难也不辞劳瘁。

他常直接指挥战斗，有时以数骑在前锋之外与敌方将领谈判。

在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的立场上讲，他以一群智囊人物（多数为具有眼光的读书人）追随其左右。

虽说唐朝制度大致循服隋朝的前例，内中实施的细则乃由于李世民的经理而产生。

他在位共23年，本章一开始就提到，唐朝制度从当时的眼光看来近于至善，其中大部之功绩应属于此位青年君主。

除了名义之外，李世民实为朝代的创始人。

唐朝中央政府的一大特色为“三省分工”

。

尚书省总揽六部，执行经常业务；中书省可视为设计厅，主持重要的敕诏起草，及有关于制度的更革；门下省则可以视作一种复核机关，其官员审查各种公文，更正错误，有时提议政务上的调查。

唐朝帝国政府所公布的各种规定，以律、令、格、式四大项目区分，大概律指刑法，令为行政上的指示，格为衙门内的规章，式为执行时的细则（因为当时的思想及习惯不同，以上只略示今日看来的大要）。

这种纺织上的区别，适合于重造帝国时的秩序安排。

当日本人将此体系施行于他们国内时，即称之为“律令政治”

。

只是机警的读者不难一眼看出，这体系与时下西洋所谓“互相制衡”

（checks　and　balallces）截然不同。

李唐政府体制之内，没有任何构成的因素代表选区（constituency）的利益；因此一种独立的司法机关不可能在这样的根基上出现。

不论唐太宗李世民如何的开明，他的政府无可避免为一种专制体制。

只不过因为儒教的纪律，促使当今天子在内部制造了些许监督方式来警惕他本身。

史籍里曾记载李世民有一次与臣下商议之后怒气冲冲的自营自语：“有朝一日我要杀掉这老农夫！”

他的皇后问他何所指，原来心直口快的魏征，因为皇上的宽容，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揭举御前的错误。

这次皇后机灵应变，趁换着朝服时，庆贺至等有此不怕死的忠臣，实为社稷之福。

可是这故事也暴露李唐政体的合理化，其立场至为窄狭。

它代表着皇帝之意志力，乃是一种人身上的品德，而非组织结构上之力量。

然则，我们也不能说中国人天性不容于代议政治。

前一章我们曾谈到，汉朝以一种推荐制度使百官来自各地区，可是代议政治无从下手，因为下端的小自耕农每人只有小块耕地，而全国如是之农户以百万千万计，如果以资产作选举的标准，则等于承认兼并，亦即促成小自耕农为佃农。

过去的经验，让这种趋势发展下去的话，各世族必攫取大帝国的税收来源，使官僚组织僵化，因之而使全国瓦解。

唐朝已推行科举取士，也控制着政府基层的人事权，只是让人更觉得儒家的道德观念为它施政之不可或缺。

可是以道德施政总离不开独断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