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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部分（第1页）

留我，申花要我的话，全兴也不会强要我。

万达队要我留下，也是昨天晚上刚决定的，这是事实，你们应该相信我。

如果说我没有真心诚意来四川的话，我就不可能打电话到贵阳黎兵的家里，通话两个小时问他队里的工作情况。

现在把哈吉从辽宁队挖来，实际上也是我做的工作。

我马上要组织国家联队在北京迎战韩国国家队，在联队中的四川籍球员我增加三四个。

本来我还想多调几个，后来给中国足协拉掉了。

我为什么这样做？就是为了通过这场比赛了解一下这些队员的情况。”

经过这一个多小时的交谈，彼此都取得了谅解，还加深了友谊。

我对他们说，尽管来不了，我还是想力所能及地为大家做点事，出出主意，包括教练班子等等。

我们讨论了能够担任全兴队主教练的人选，金志扬、戚务生、朱广沪等，一直谈到凌晨两点。

最后杨董事长说：“现在我们还不说死，如果你那里情况有变化，我们还给你留着。”

第二天一早8点我就走了。

这次在成都，我只呆了12个小时。

后来听说戚务生已经决定去红塔，朱广沪因为担任国奥队霍顿的助手，中国足协不肯放人，最后他们请了巴西人塔瓦雷斯。

四川全兴的事，就这么结束了。

如同我去大连万达队有过二进宫一样，这次去全兴，我也算是一只脚踏进过“宫门”

了，但是还是退了回来。

我常常感叹，我的人生为什么总是这样起伏不定，有时连我自己也把握不住。

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我重新留在了大连。

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以后在大连的日子，却是我参加职业队联赛以来最艰难，也最惨痛的。

我是奔冠军而去的，但还没有走过一半路程，我就被激流卷走了。

4。

量变与质变

我当了十几年运动员，又当了十几年教练，看得多，经历得多，也常对中国足坛的一些事情进行总结。

如对中国足球的现状和教练员运动员的水平进行过分析，有一些看法，也有一些探索。

1998年世界杯十强赛结束后。

足协秘书长王俊生在总结中国足球职业化道路6年来的水平时说：“中国足球虽然在职业联赛中取得很大成绩，但是没有质的变化。”

1998年7月6日于上海东亚富豪酒店中国足协召开的全国俱乐部主教练会议上，我针对王俊生关于没有质的飞跃的问题，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其中讲到了中国足球要有质的变化，必须要有高水平的教练员和天才的运动员。

在这个观点里，我讲了由量变到质变的哲学原理。

会后王俊生还表扬我用哲学的观点分析中国足球，并说我们的教练员都要用辩证的方法来看待中国足球。

1999年甲A联赛开始后，大家对我的观点说法不一，有同意，也有反对。

但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因为我在这个问题上有亲身的实践经验和体会。

我从少体校培养高洪波开始，一直到在山西执教取得全运会前八名，到国二队和国奥队带年轻的“第三世界”

球员，形成国内足坛独特的风格，以及职业联赛后我带了上海中花队一批年轻球员取得的进步。

这批年轻球员基本上是起点比较低，我带他们的全过程，便是从起点低到有很大的进步，然后到保持这样的水平到最后定下坡路，这整个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事物发展的过程。

讲到量变到质变的问题，我不得不牵扯到外国教练员。

对于外国教练员到中国来执教，我从来没有持反对态度，因为我自己就是最早和外国教练合作的。

1991年带国奥队时，国家体委请来了德国教练鲁迪，他曾经带过西德慕尼黑俱乐部队，取得过甲级联赛前三名。

1974年中国第一批去德国考察的苏永舜、任彬在联邦德国与他接触过，知道他在联邦德国很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