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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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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rries）中的话，那么，1932年更严酷的下降则被体现在《兄弟，你能省一毛钱吗？》（Br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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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e？）中，这是代表受害人（比如失业退伍老兵或工业帝国被抛弃的建筑者）发出呼吁。

失业大军，以及在面对失业时所表现出的自豪，其最令人难忘的符号，还得算是苹果。

1930年秋，国际苹果托运人协会设计了一套处理产品过剩的方案。

方案建议，把苹果赊销给失业者，以每只5美分的价格零售。

到11月初，6；000个苹果销售员站在了纽约大街的人行道上，这个主意很快就传播到了其他地方。

在大萧条的早期阶段，美国人（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的坚定自信，抑制了直接救济或施舍的想法，而在英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一直是这么干的。

但是，给过往行人的这点微不足道的甜头很快就失去了它的新奇。

1931年，曼哈顿开始禁止在某些大街销售苹果。

到1932年，据说人们都“厌恶苹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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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从富足到寒酸（8）

那些能够从这幅萧瑟黯淡的家庭图景上抬起他们的眼睛、去扫视国际地平线的人，至少可以从难兄难弟们身上得到某种安慰。

起初，胡佛本人倾向于把终极责任归咎于美国之外的原因。

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当中找到了这副苦药的源泉。

浪费和破坏，人力的损失，战争债务和税收，通货膨胀及接下来的贬值，其他国家的贪婪和帝国主义，加上恐惧和重整军备所导致的新的开销，都是一场“我们的人民对之毫无责任”

的斗争所留下的有害遗产。

并且，就美国本身而言，这些并发症源自伍德罗？威尔逊时期，“这场战争是在民主党执政期间开始的”

。

就算这一分析看上去似乎给人以极大的安慰——让美国人民在国内和国外扮演清白无辜的经典角色——但至少不能否认，大萧条正在一个经济上互相依赖的世界上迅速蔓延。

我们看到，各国就像登山者一样，被贷款和债务、卡特尔和关税，以及迅速交换的信息（不管是希望还是恐慌）的绳索牢牢地捆绑在一起。

主要以农业立足的国家往往首先垮掉，工业强国的滑落更后一些，但更加惊心动魄。

到1929年春，或者稍早一些，澳大利亚、巴西、阿根廷、加拿大和波兰以及东方、近东陆续显示出了衰退的征兆，而德国战后的长期萧条则加深了。

比美国更后感觉到震动的是英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瑞士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

第二波大约在1931年开始，比第一波更严重，同样影响了所有这些国家，直到1933年春天左右才开始退潮。

在大多数地方，类似的因素都在发挥作用，尽管危机的形式和严重性各不相同。

然而，打量一眼全球的图景，我们会看到：并非只有美国人容易被盲打误撞的繁荣所欺骗，共和党人并不是1929年独一无二的祸根，民主党人也不是1933年舍我其谁的英雄。

1930年6月的《霍利－斯莫特关税法案》最清楚地显示了有些人拒绝承认经济相互依存的这个事实。

1918年的停战让人们看到，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了一个大债权国。

与此同时，美国公民在国外的个人投资增长得如此迅猛，以至于其投资总额从30亿美元猛增到了1932年的140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