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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关于儒家思想现代价值评估的方法论问题（第3页）

当然，荀子既然阐扬了孔子的“外王”

之说，并形成后世讲礼制事功、重“春秋大义”

的外王之学，虽非“醇乎醇者”

，亦是“大醇小疵”

，其著作也应归入重要的儒家文献之列。

至于记载先秦儒家思想、活动的历史文献如《史记》中的有关篇章等，亦应成为阐释儒家原义的重要参考资料。

现在的关键还在于如何获得经典中的儒家思想的原义。

要做到梁启超提出的“求真、求博、求通”

的三个标准，或胡适所言的“明变”

和“求因”

。

我们首先就遇到了语言的问题。

这一问题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中国哲学思想的特殊表达形式。

正如前辈学者的分析，中国哲学的表达方式特点：一是简短。

没有西方学者逻辑演绎而成的专门哲学著作，多是成熟凝炼的名言隽语。

二是无系统性。

张岱年说：中国古代哲学著作大都是简短的，论纲式的，没有详尽的论证。

然而言简意深，其中含有丰富的意蕴。

三是主要从殊相到共相。

重直觉的了悟总离不开具体殊相。

四是含蓄。

冯友兰由此引申出他的形而上的“负的方法”

。

第二层含义是我们是在使用三种界限不清的语言阐释经典。

这就是说，我们使用的研究语言是现代汉语。

它一方面脱胎于古汉语；一方面受到西方语言的影响。

按解释学的说法，是必然处于三个混合的视域中来进行解释，因而常常由于对“前见”

的不自觉，而陷入语言的陷阱，造成对经典阐释中的“逆向翻译”

，即用现代的或西方的概念对儒家经典的套用或肢解。

第三层含义是语言本身所具的局限性。

语言背后的意义常常是彰而不显、含糊不清，这固然决定于中国哲学的特殊表达方式，但也是词语本身的多义性、表达的隐喻性、意义的可增生性等语言的特征所决定，正如《老子》开篇即说“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

《庄子·知北游》认为“道不可言，言而非也”

。

晋人还有所谓“不用舌论”

。

它们都表达了语言文字本身的局限性和更深刻的东西（道）的难于言说性。

面对这种语境，要获得对儒家思想的原义，就要过冯友兰所谓的“文字关”

和“义理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