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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关于儒家思想现代价值评估的方法论问题（第13页）

西化模式把世界分为西方和非西方两部分，其隐含的价值取向是西方的优于非西方的。

因此空间上的世界二分就转化为历史进程中传统与现代的二分，而这些又是与历史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图式相联系的。

他们把历史看成是一个由低到高的线性发展，并把西方文化置于进化的最高阶段，这一主张在黑格尔的哲学里得到了最典型的表现。

黑格尔把他的“绝对理念”

或“世界精神”

作为支配世界历史进程的决定性力量，并“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

，他把世界历史划分为东方世界、希腊——罗马世界和日耳曼世界的世界精神展现的三个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的纵向系列里，东方世界是文明史发展的最初阶段，这时自由意识从直接的自然状态中刚刚分离出来，所以自由意识还仅仅是主观的而尚未达到普遍性的程度；而基督教日耳曼世界的出现则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最后一个阶段，在它的现代发展中，特殊的自由意识和自由形式提升到了纯粹的普遍性，进而成为“意志自由”

，而意志本身的自由是一切权利的原则和实体的基础。

可见，黑格尔把文明的变迁纳入他那个严格逻辑的演绎图式中，把西方文化的发展置于这个图式的最顶端。

这反映了黑格尔的西方中心主义观念，其实质是把发生学意义的历史概括为普遍适用的真理。

既然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是历史发展的高低两个极端，那么东方文明的被取代和被抛弃就成了历史的宿命，这种文化的自大狂正是西化模式演绎的必然结果。

总之，西化论者把西方和非西方、传统和现代对立起来，把两者的历史遭遇过程看成是西方的单向扩张和征服过程，这是根本错误的。

按马克思的看法，西方文明对非西方文明的冲击乃是一历史进步，因为这是渊源于商品经济的新型文化体系对传统的村社制度的古老文明体系的挑战，在这个过程中，非西方国家逐步走上资本主义或西方化的道路，从而跨入“世界历史”

的行列，这是不以人的善良的主观情感和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过程。

这两种文化的冲突的结果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非西方文化受到冲击和变迁，在这个意义上说，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因它充当了改变非西方社会传统的不自觉的工具。

而这一文化冲突交汇的过程，是西方文化中的反映人类共性的积极文化成果被吸收成为全人类共同财富的过程。

但尽管如此，一个社会的现代化也不能等同于西方化，因为不同社会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文化背景的不同，必然使其现代化的模式带有独特的文化品性，其走向现代化的具体路径也会有所不同，毋宁说现代化过程更是一个本土化、民族化的过程。

显然，西化模式框架拒斥了不同于西方化的任何具有文化个性的现代化途径，因而拒斥了不同于西方价值观的其他价值观体系，对于每一非西方社会而言，它也意味着要实现现代化就要拒斥传统。

根据这样的逻辑，当我们面临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时，作为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家文化将受到否定和拒斥，并以此作为迈向现代化的前提条件。

西化论的表现多种多样，其中持有这种评价框架，并在中西比较文化视域里来考察儒家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典型，是我们几乎无法予以回避的韦伯模式。

与一些只关注西方社会的学者不同，韦伯重视西欧以外的社会，并反复尝试将他从西方社会历史事实中得出的有关社会各方面的合理命题运用于与西方具有不同的初始条件的东方社会。

他认为经济行为的最合理化形态是资本主义，它表现为合理化的法、合理化的政治方式、合理化的知识、合理化的艺术以及现代化的社会结构诸要素等，但这些是西方社会所特有的，并不能从非西方社会中自发地产生出来。

如此看来，现代化的论题只属于西方，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历程不可避免地是西方化的过程。

又由于韦伯注重于经济行为的伦理动因，所有这一切又归结为经济行动背后的文化动因的改造和转型。

具体到儒家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韦伯在《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等著作中有更详细的阐述。

韦伯在《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一书中，比照新教伦理和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对儒家文化进行了全面的考察。

他在书中通过逐一检视帝制中国社会的货币制度、城市与行会、税收、官僚政治、家族关系、法律制度、科举考试等，得出结论认为，就物质方面而言，中国社会有些因素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有些则不然，这与西方社会并无显著差异。

而唯有在文化方面，作为中国文化主体的儒学价值观与新教伦理有很大的不同。

通过对儒家文化的进一步分析，他得出结论：儒教文化缺乏孕育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在机制，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生。

韦伯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韦伯认为，儒学中缺乏一种能促使人们完全献身于职业去改造世界的动力机制。

具体说来，一是儒家缺乏一种外在超越性。

即儒家是一种入世的理性主义，没有一种超出于有限世俗之上的通过对无限信念（上帝）的追求来超度自己的意念，因而也就没有一种由此转化而来的像新教伦理那样的完全献身于职业的天职观念。

韦伯认为这种献身职业的天职伦理观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所在。

二是儒学强调人与外部世界的和谐与适应，缺乏一种个人命运与外部世界的悲剧性紧张与忧患意识，因而表现出对外部世界的适应与服从而不是抗争与征服，缺乏资本主义发展所必需的征服与改造外部世界的进取精神。

第二，韦伯认为儒教文化中缺乏一种有效地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理性工具。

他认为，儒家的理性是一种“实质理性”

，而不是形式理性。

即只注重内在的价值判断，因人而定来处理问题，缺乏一种明确清晰的逻辑边界，没有一种确定的可操作的方法和程序系统，注重内在的精神价值，而忽视对操作性技艺的追求。

而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是一种形式化、程序化、重事实、可操作的理性，即形式理性。